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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叶认为，法学除了scientia的两个维度，即对法官判决进行经验上的描述（法官法实证主义）以及对主观的立法者意志或客观的法律内在意志进行探究（法律实证主义）之外，还应包含第三个维度，即属于prudentia范畴的法政治维度，也就是法官造法的法律续造维度，[35]或者说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权衡的维度。

该规定明确将罪犯实行计分考核、分级处遇的条件、程序和结果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定条件、审批程序、审批结果和执行的情况对外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由此可见，目前法院暂予监外执行立案公示显得五花八门，并无统一规范的形式。

[12]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开展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公开听证活动，如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人民法院、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法院、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等， 从收集的资料发现，大多数法院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举行公开听证的做法，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二）公开的决定权缺乏制约 如上文所述，中央政法委《减假暂意见》、《暂予监外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一律等规定，明确要求法院或监狱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时要进行立案公开、进行提前公示、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文书网上公开。大权在握的人民法院和监狱机关以信息公开权力者的姿态，自行选择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的方式。[17] 弓弢：试论完善我国狱务信息公开，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二，公开的形式杂乱，缺乏规范。

最后，狱务公开的方式从传统的采取公告栏公示发展到广播、电视、新闻发布等现代方式与传统方式并举，增强了狱务公开的操作性，同时也为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提供了公开的平台。因此，转变提前公示的方式，拓宽提前公示的空间，是加强监狱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所必需考虑的。三、过程性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具体适用 (一)工作人员的讨论性意见 讨论性意见的来源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内部的公务员、有关咨询专家、与案件无利害关系但提供意见的公众。

我们在执行《信息自由法》时应秉承这样一种明确的推定，即在存有疑虑时，应优先适用公开原则。[30]龙非：《德国〈信息自由法〉中的过程性信息保护》，《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可见，讨论意见的豁免公开在具体案件的适用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般认为，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属于绝对豁免的理由，这类政府信息具有豁免公开的充分依据。

摘要:  过程性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制作的各种信息，其外延范围包括会议记录、备忘录、录音、录像、笔录、调查报告、请示、批复（答复）、（讨论）意见、函等。在谢勇诉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政府信息公开案[34]中，争议的焦点之一是预审机关作出的预审意见是否应当公开。

只有不公开的范围明确、具体，公开的范围才具有可操作性。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1条第[6][7]的规定，行政决定被解释为形成一项命令的行政过程，命令为最终处置的部分或全部，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16]我国台湾地区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也规定了政府信息应限制公开或不予提供的情形。工作人员的讨论性意见可以豁免公开。

3.报告、请示、批复[答复]、[讨论]意见、函等。上述两案中的过程性政府信息均不存在不予公开的理由。具体到本案中，若预审机关的预审意见同意许可申请人的申请，那么预审行为对于其他间接利害关系人而言有可能是一种侵益行政行为，他们应当享有知情权。行政程序结束后，上述信息不再是过程中的信息，但仍然是过程性信息。

[8] 戚红梅：《我国政府信息豁免公开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法学院，2013年5月，第116页。二是过程性信息是否应予公开。

随着实践的推移，原来的过程性信息由于过程已经结束而丧失其保密的必要性，行政机关不能借口信息的过程性而拒绝公开政府信息。我国部分地方立法依据利益衡量原则，排除了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公开。

由于地方规章内容的多样性，导致执法实践的混乱和不统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过程性政府信息规定的缺失，导致下位法有一定的可为空间。理论界对于信息公开的适用主体范围存在一定争议。[19]梁艺：《美国信息自由法上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基于判例视角的反思与借鉴》，《法治研究》2014年第10期。例如，《乌干达信息权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了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笔者认为原告主张公开的接处警记录和接受案件回执单是在行政程序中形成的信息，属于过程性政府信息。

现代行政法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地扩大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赋予其权利救济的手段。因此，以预审意见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为由不予公开也是不成立的。

公开备忘录不会干扰决定前的过程，妨碍行政决定的质量。理论界对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内涵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其外延范围的认识则相当模糊，对过程性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以及何时公开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并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挑战，亟待深入研究。

[2]Michael N.Kennedy,Escaping The Fishbowl:A Proposal To Fortify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Privilege,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99[2005],No.4. [3]李广宇：《过程信息：徐志豪诉广州市规划局案》，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13年第3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而且第8条对于方案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说明。

某些信息自由法排除立法机关，但大部分不排除。[7] (二)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外延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过程性政府信息的内涵认识基本一致，但对其外延具体包括哪些信息，多采用列举的方式予以阐述，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对过程性信息的保护只适用于决定作出过程期间，一旦决定作出，则公众有权了解决定的过程。政府的不当行为构成讨论性意见豁免公开的例外。

根据过程性政府信息所具有的过程性标准，上述两案所涉及的政府信息均属于行政决定作出过程中的阶段性信息。被告方则以审议程序中的特权寻求豁免公开的保护。

行政机关不必详细阐述最终的决定，但需要说明过程如何以及这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文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审议中反映了决定和政策赖以形成的建议和咨询过程。[26]当然，讨论性意见的豁免公开也不是绝对的。

以及行政机关和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交换信息以及行政机关与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沟通的信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将这两个问题予以混淆，借行政行为的过程结束来否定过程性政府信息。

[34]该案根据当时有效的部门规章的规定，预审机关为省级环保部门，最终的行政许可机关为国家环保总局[现为环境保护部]。预审意见虽不是最终结论，具有一定可变性，但对最终结论具有充分的影响，具有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可能性。但过程性信息不应是绝对的例外，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即不再是过程性信息，如果公开的需要大于不公开的需要，就应当公开。明确了初步决策信息应当公开，那么这类信息应当何时公开？其分界点是行政决定作出后还是决定前。

[10]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第9条第13项。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有层级[联邦、中央、区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国际组织的所有下属机构。

简言之，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最基本原则对过程性政府信息同样适用。[12]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00]23号]第9条第8-12项。

在全福音教堂教士诉约翰逊案[27]中，原告是一群没有礼拜仪式的海军基督教牧师，他们声称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他们在雇佣、晋升和提前退休等方面受到了歧视。笔者认为，初步决策信息具有影响相对人权益的现实可能性。